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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“当前AIC要做强股权投资还有挑战，首先是专业投资能力不足，目前AIC成员多来自银行体系，在股权投资经验和专业技能上存在短板；其次是现有考核机制往往更注重短期业绩和风险控制，与股权投资的长周期、高风险高回报特点不匹配，不利于鼓励AIC进行投早、投小、投硬科技的投资。”受访行业专家认为，想从“债转股工具”变身“耐心资本”“硬科技推手”，AIC得在制度和模式上不断突破。政策得松绑、团队得专业、生态得联动，还得有长期陪伴的心理预期，资本和科技要“双向奔赴”，光砸钱不够，需扎到产业里做深度赋能。

　　金融资产投资公司的主要业务是市场化债转股，即对标的企业进行股权投资，并限定企业将该资金用于偿还自身正常类债务，也进行风险资产经营业务，即不良资产或潜在不良资产的债转股。除此之外，也会开展少量其他业务。除自有资金投资外，五大行金融资产投资公司均设立了子公司，分别为工银资本管理有限公司、建信金投私募基金管理（北京）有限公司、农银资本管理有限公司、中银资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、交银资本管理有限公司，通过募集资金的方式开展私募股权投资业务。

　　中国（上海）自贸区研究院金融研究室主任刘斌对记者表示，从面临的挑战来看，首先是专业投资能力不足，股权投资和银行传统的债权业务有很大区别，需要对行业趋势、企业价值评估、投后管理等有更深入的理解和专业能力，目前AIC团队成员多来自银行体系，在股权投资经验和专业技能上存在短板；其次，风险偏好和考核机制问题。银行传统的风险偏好较为保守，AIC虽然独立运作，但仍会受到母行的影响。现有考核机制往往更注重短期业绩和风险控制，与股权投资的长周期、高风险高回报特点不匹配，不利于鼓励AIC进行投早、投小、投硬科技的投资。

　　黄岩也表示，AIC想真正投出硬科技并非易事。首先，银行出身做股权投资稍有些“水土不服”，对短期收益和稳定性的追求与投早、投小、投硬的科技投资之间的平衡点尚需磨合，资本压力大时，稍微多投点可能面临内部“扛不住”的境况；再加上银行习惯的是稳当的信贷文化，突然要面对早期项目的高风险，团队得补足具有技术背景和前瞻眼光的专业人士；还有激励机制的问题，不少国资背景的AIC为了保险，宁可签协议提前退出，可能错过高回报项目。

　　黄岩认为，想从“债转股工具”变身“耐心资本”，AIC得在制度和模式上不断突破。政策层面可以先“松绑”，降低风险权重，释放更多资本空间；业务上可以和母行深度联动做“投贷结合”，给企业既投股权又配贷款，甚至整合信托、融资租赁资源，形成全链条支持；生态合作也不能少，跨区域拉上产业资本、科研院所一起加入，把技术转化链条打通；退出渠道也不能只依靠IPO，并购重组、S基金（私募股权二级市场基金）这些工具需提前纳入考虑计划；不能光给钱，得做企业的“战略合伙人”，帮他们对接技术、产业链，得扎到产业里做深度赋能。